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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一样的艺术，人家可以卖艺，而我写作却想卖也卖不了，人家往路边一坐唱几首歌就是穷困的艺术家，而我往路边一坐就是乞丐。答案是：他所学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会的，而我所会的东西是每个人不用学都会的。

其实从她做的节目里面就可以看出此人不可深交，因为所谓的谈话节目就是先找一个谁都弄不明白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话题，最好还能让谈话双方产生巨大观点差异，恨不能当着电视镜头踹人家一脚。然后一定要有几个看上去口才出众的家伙，让整个节目提高档次，而这些家伙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以后甚是洋洋得意以为世界从此改变。最为主要的是无论什么节目一定要请几个此方面的专家学者，说几句废话来延长录制的时间，要不然你以为每个对话节目事先录的长达三个多钟头的现场版是怎么折腾出来的。最后在剪辑的时候删掉幽默的，删掉涉及政治的，删掉专家的废话，删掉主持人念错的，最终成为一个三刻钟的所谓谈话节目。

然后那人说：那你就参加我们车队吧，你们叫我阿超就行了。

我有一些朋友，出国学习都去新西兰，说在那里的中国学生都是开跑车的，虽然那些都是二手的有一些车龄的前轮驱动的马力不大的操控一般的跑车，说白了就是很多中国人在新西兰都是开两个门的车的，因为我实在不能昧着良心称这些车是跑车。而这些车也就是中国学生开着会觉得牛×轰轰而已。

我们上车以后上了逸仙路高架，我故意急加速了几个，下车以后此人说：快是快了很多，可是人家以为你仍旧开原来那车啊，等于没换一样。这样显得你多寒酸啊。

车子不能发动的原因是没有了汽油。在加满油以后老夏找了个空旷的地方操练车技，从此开始他的飙车生涯。

当文学激情用完的时候就是开始有东西发表的时候了。马上我就我隔壁邻居老张的事情写了一个纪实文学，投到一个刊物上，不仅发表了，还给了我一字一块钱的稿费。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还有一个家伙近视，没看见前面卡车是装了钢板的，结果被钢筋削掉脑袋，但是这家伙还不依不饶，车子始终向前冲去。据说当时的卡车司机平静地说：那人厉害，没头了都开这么快。

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