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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有谁对我说枪骑兵的任何坏处比如说不喜欢它屁股上三角形的灯头上出风口什么的，我都能上去和他决斗，一直到此人看到枪骑兵的屁股觉得顺眼为止。

我说：没事，你说个地方，我后天回去，到上海找你。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我深信这不是一个偶然，是多年煎熬的结果。一凡却相信这是一个偶然，因为他许多朋友多年煎熬而没有结果，老枪却乐于花天酒地，不思考此类问题。

到了上海以后，我借钱在郊区租了一个房间，开始正儿八经从事文学创作，想要用稿费生活，每天白天就把自己憋在家里拼命写东西，一个礼拜里面一共写了三个小说，全投给了《小说界》，结果没有音讯，而我所有的文学激情都耗费在这三个小说里面。

而老夏因为是这方面的元老人物，自然受到大家尊敬，很多泡妞无方的家伙觉得有必要利其器，所以纷纷委托老夏买车，老夏基本上每部车收取一千块钱的回扣，在他被开除前一共经手了十部车，赚了一万多，生活滋润，不亦乐乎，并且开始感谢徐小芹的离开，因为此人觉得他已经有了一番事业，比起和徐小芹在一起时候的懵懂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学习和上学，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

总之就是在下雨的时候我们觉得无聊，因为这样的天气不能踢球飙车到处走动，而在晴天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无聊，因为这样的天气除了踢球飙车到处走动以外，我们无所事事。

后来的事实证明，追这部车使我们的生活产生巨大变化。

然后我推车前行，并且越推越悲愤，最后把车扔在地上，对围观的人说：这车我不要了，你们谁要谁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