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happy ending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我们之所以能够听见对方说话是因为老夏把自己所有的钱都买了车，这意味着，他没钱买头盔了。

我一个在场的朋友说：你想改成什么样子都行，动力要不要提升一下，帮你改白金火嘴，加高压线，一套燃油增压，一组

不过北京的路的确是天下的奇观，我在看台湾的杂志的时候经常看见台北人对台北的路的抱怨，其实这还是说明台湾人见识太少，来一次首都开一次车，回去保证觉得台北的路都平得像F1的赛道似的。但是台湾人看问题还是很客观的，因为所有抱怨的人都指出，虽然路有很多都是坏的，但是不排除还有部分是很好的。虽然那些好路大部分都集中在市政府附近。

其中有一个最为让人气愤的老家伙，指着老枪和我说：你们写过多少剧本啊?

我最后一次见老夏是在医院里。当时我买去一袋苹果，老夏说，终于有人来看我了。在探望过程中他多次表达了对我的感谢，表示如果以后还能混出来一定给我很多好处，最后还说出一句很让我感动的话：作家是不需要文凭的。我本以为他会说走私是不需要文凭的。

此人兴冲冲赶到，看见我的新车以后大为失望，说：不仍旧是原来那个嘛。

我说：搞不出来，我的驾照都还扣在里面呢。

这样再一直维持到我们接到第一个剧本为止。

当时我对这样的泡妞方式不屑一顾，觉得这些都是八十年代的东西，一切都要标新立异，不能在你做出一个举动以后让对方猜到你的下一个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