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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我急欲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曾经做了不少电视谈话节目。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场合也接触过为数不少的文学哲学类的教授学者，总体感觉就是这是素质极其低下的群体，简单地说就是最最混饭吃的人群，世界上死几个民工造成的损失比死几个这方面的要大得多。

那读者的问题是这样的：如何才能避免把车开到沟里去?

或者说当遭受种种暗算，我始终不曾想过要靠在老师或者上司的大腿上寻求温暖，只是需要一个漂亮如我想象的姑娘，一部车子的后座。这样的想法十分消极，因为据说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奋勇前进，然而问题关键是当此人不想前进的时候，是否可以让他安静。

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学习和上学，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最后在我们的百般解说下他终于放弃了要把桑塔那改成法拉利模样的念头，因为我朋友说：行，没问题，就是先得削扁你的车头，然后割了你的车顶，割掉两个分米，然后放低避震一个分米，车身得砸了重新做，尾巴太长得割了，也就是三十四万吧，如果要改的话就在这纸上签个字吧。

我上海住的地方到我父母这里经过一条国道，这条国道常年大修，每次修路一般都要死掉几个人。但是这条路却从来不见平整过。这里不是批评修路的人，他们非常勤奋，每次看见他们总是忙得大汗淋漓。就是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而已。